当前位置:首页 > 版权法务 > 正文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

  互联网时代,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实践的总结,对于当代全球贸易的新特点、新业态和新现象也缺乏解释力,呈现明显的滞后性。随着国际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其微观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象,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理论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难以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微观视角

  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的主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根基是机会成本。但有些学者认为,机会成本并不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唯一动因,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同样会影响国际贸易。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 G. 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能够合理解释“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然而对于解释“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却无能为力。按照H-O理论,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识的落后忽视了生产中的技术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建立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开辟了新路径。同一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这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但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相违背。新贸易理论一个暗含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企业是同质的,同一产业内只要有一家企业出口,那么所有企业都应该出口,这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据此,马克·梅里兹(M. J. Melitz)创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够迈过出口“门槛”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

  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一次又一次创新发展,总是在克服了原有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后问世的。

  依据上述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口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会不断固化,容易被“低端锁定”,因而诸如中国此类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使基于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

  现实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演进,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资本积累速度反而在不断加快,资本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形成甚至比美国还要快。

  新新贸易理论对解释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出口决策行为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国际贸易模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跨境电商的发展。

  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超过60%的贸易额,这一比重还在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即便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的。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是对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延伸,主要是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基于技术不变假定的动态H-O理论认为,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和稳态增长,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不断加强,很难发生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准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导致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逆转,那么该国经济增长势必会遭受损失,比较优势的转变要付出经济增长下滑的代价。显然,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兼容性。

1234